多年来，我一直对创新很感兴趣。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：数字化时代的技术创新，和过去有什么不同？以下是一点不成熟的思考。

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先扯得稍微远一点，谈一下技术和经济的关系。我刚去宝钢的时候，有人就告诉我：宝钢值得做的项目特别多。比如，如果把钢坯的烧损减少0.1%，每年就可以节约上万吨钢。与之相比，有些小工厂的材料利用率只有60%~70%。因为用量少，也懒得优化。大企业、高端企业经常采用各种优化算法，就是因为“值得做”。所以，技术有了经济性，才容易进步；技术进步了，才能促进经济发展。

我们再从经济发展的角度，看技术的作用。在《现代经济的起源：增长的文化》中，把增长模式归结为亚当斯密模式和熊彼特模式。亚当斯密强调分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，而熊彼特则从创新的角度寻找经济发展的原因。众所周知，熊彼特从经济角度定义的创新不同于技术创新。但相比之下，前者侧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后者侧重人与自然的关系。安筱鹏博士2年前的一个报告中，把数字化技术带动的经济增长也划分成这两种模式。也就是说：数字化技术既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，也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。工业企业在谈数字化技术时，往往谈的是应用技术。数字技术应用的本质，往往可以归结为人机关系的改变。

在我看来，过去的发明创造，往往与物质材料的属性有关。我们知道：科学发现往往针对物质的属性。由于这样的原因，科学发现往往能够促进技术的进步、发明的产生。但反过来，科学进步的停滞也阻碍着技术的进步。试想：如果能找到一种材料，把储电量提高十倍，现代社会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但是，与之不同的是：数字化技术的重要工作，特别是与数据分析与算法相关的工作，与物质属性的关联度并不大。

在《现代经济的起源：增长的文化》一书中提到：创新需要否定前辈。要有这样的文化，才有利于创新。我觉得，在数字化时代，这个观点是需要辩证看待的。

科学研究一般要否定前辈。原因是：在某些领域，人们几乎对所有的问题都给出了答案。科学要进步，就要否定过去的答案。但是，随着科学的进步，“否定”的过程逐渐从“全盘否定”走向“辩证否定”。所谓“辩证否定”，往往是否定一部分、在部分场景下否定。相对论否定牛顿力学的模式是：牛顿力学在低速、宏观条件下是对的；在高速、粒子层面是不准确的。有人曾经发现，某种药物对18%的白血病人没有任何作用；后来发现：这18%是另外一种类型的白血病。

我们知道：技术创新解决的不是对错问题，而是“更好”、“更具经济性”等问题。这时的创新，更不需要完全否定前辈。比如，汽车并不是完全否定马车，甚至继承了马车的一些东西。

数字化的应用技术，更要强调“继承基础”之上的进步。例如，我们常说：数字化技术促进了协同、共享、复用。其实，即便促进了协同，还是该干啥干啥；资源共享并没有创造新资源、知识复用也并不意味着有新知识。数字化技术改变的是协作的经济性、资源的经济性、知识的经济性。当然，经济性的上升，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。

另外，很多数字化技术的本质作用是支持创新和持续改进的工具。其中，数字化设计是创新的有效工具，而数字孪生、工业互联网、工业APP等技术，更是支持持续改进的工具。

从技术角度讲，数字化技术的作用往往体现为人机关系改变。改变人机关系的方式，可以是自动化（如无人收费的车库）、可以是智能决策、可以是机器辅助决策、可以是远程操作。除了代替人类劳动、改善劳动环境外，人机关系改变的价值往往体现在综合优化上。综合优化可以分成跨空间、跨时间两类。其中，能源、交通管控和设备的远程诊断是典型的跨空间综合优化。而研发过程的（部分工作）并行化是典型的跨越时间段，比如把材料选择、设计、测试综合起来。 跨时间、跨空间的优化，往往与传统技术发明不同：依靠物质属性及其相关关系的发明，往往需要物理接触，较难跨空间和时间。这种改变可能会导致创新思维方式的调整。

总之，数字化技术应用对创新的影响特点往往不同于过去的技术创新。除了改变人机关系、综合优化两类工作带来的新技术，数字化技术更多地通过改变经济性来间接地促进技术创新，更多地强调继承基础上的技术创新。

强调继承性时，要多理解现代工业、理解现代工业的管理、理解工业时代的创新。强调继承性时，不要过度强调技术的难度和新颖性，而是要强调抓住机会、强调经济性。一些“技术含量不高”的技术，同样会极大地改变世界。用技术难度和新颖性去评价数字化技术，往往是不合适的。

 最后还要说明一下：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世界中。没有科学突破，技术发展迟早会慢下来；没有新的发明创造，数字化技术应用的机会和潜力总会越来越少。长期看，数字化技术的最大作用之一，就是促进技术进步的工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