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月25日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发布，在成都市郫都区犀浦街道发现一处周代遗址——犀园村遗址。该遗址是成都平原少有的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连续发展的遗址，其春秋时期的墓地是目前成都平原发现的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墓地，层位关系清楚，可以作为成都平原春秋墓葬考古的标尺。

犀园村遗址的发现，对于成都平原周代文化细化时间维度、复原历史文化面貌、重现社会组织形式、揭示丧葬习俗等，具有重要意义，是了解与研究古蜀文化不可多得的材料。

发现春秋时期大型公共墓地

2020年10月，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会同郫都区文物保护所，对犀方路小学项目地块进行文物勘探时，在项目红线内发现一处先秦时期的聚落遗址。

经国家文物局和四川省文物局批准，2021年3月至今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详勘和抢救性发掘，证实为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的遗址。

发掘现场负责人熊谯乔介绍，此次抢救性发掘发现了丰富的遗迹现象，出土了大量的遗物，共清理出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墓葬80余座、房址10余座、灰坑60余个、灰沟3条、窑1座、灶1座，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、玉石器、陶器等遗物，青铜器主要有剑、带钩、印章、敦等，其中柳叶形剑、印章等都是典型的蜀文化器物。

“从遗迹和遗物来看，该遗址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。”熊谯乔认为，第一阶段是西周中晚期，该阶段的遗迹为大量的房址、灰坑、窑址、灶等生活类遗迹以及少量的墓葬，遗物主要为罐、瓮、盆等生活类陶器，说明该遗址在这一阶段是作为居住址使用；第二阶段为春秋时期，该阶段的遗迹为大量的墓葬以及少量的灰坑、灰沟等，遗物主要是随葬用的青铜剑、磨石以及陶罐等，说明该阶段主要是作为墓地使用。

本次发掘还积极开展植物考古、动物考古、环境考古等多项科技考古工作，获取了大量动植物遗存。

发掘多座西周建筑基址

西周时期的建筑遗存是本次发掘的重大发现，主要分为基槽式建筑和柱洞式建筑两种。在发掘区内发现可合围建筑多达15座，同时还发现一些柱洞内埋藏了钻孔的卜甲，基槽内放置了完整的陶罐。

“大规模的建筑群和特殊的奠基行为，表明该聚落等级不低，应是一处中心性聚落址。”熊谯乔介绍，根据遗留下来的残垣断壁，可以想见聚落鳞次栉比、人声鼎沸的盛况。

据介绍，到了春秋时期，该遗址主要作为公共墓地使用。墓葬中出土了大量柳叶形剑，体现了古蜀亦农亦兵的社会组织形式。柳叶形剑器形小巧、造型古朴，是最具蜀地特色的武器。而敦一般被认为是楚文化的典型器物，此次在成都平原的东周墓葬中也有发现，这体现了蜀国与楚国之间的文化交流。

陶器是考古发掘中最常见的遗物，具有数量大、演变快、文化间差异大的特征，对于考古学分期断代和文化间比较具有重要意义。在成都平原以往发现的先秦遗址中，春秋时期的遗址比较少，出土陶器也不甚丰富。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可复原的陶器，有罐、盏、豆、器盖等，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质和时代特征，填补了成都平原春秋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空白。

这批东周墓葬还普遍存在随葬鹿骨的现象。犀园村各墓无论大小，都有随葬鹿骨的葬俗，随葬部位主要是肢骨，另有少量的下颌骨和脊椎骨。各墓随葬鹿骨数量多寡不一，多者10余件，寡者仅1件。

“鹿在古蜀社会中具有财富象征和祭祀的意义，在成都平原，将鹿用于祭祀的现象早有渊源，在金沙遗址祭祀区就发现过大量鹿角。”熊谯乔说，随葬动物与经济生活紧密相关，大量鹿骨的发现，反映了当时狩猎业发达，表现出狩猎在古蜀人的生产和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。

可作成都平原春秋墓葬的标尺

“该遗址的主体年代为周代，是成都平原少有的跨越西周、东周的先秦遗址。”熊谯乔说，从目前抢救性发掘的成果看，该遗址是成都平原一处非常重要的先秦时期遗址。

此前，成都平原发掘过上千座东周墓葬，但绝大多数是战国墓葬，可明确断定为春秋墓葬的更是屈指可数。

让考古学家欣喜不已的是，此次发现了80余座春秋时期墓葬，层位关系清楚，出土遗物丰富，可以作为成都平原春秋墓葬的考古标尺，对于研究春秋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具有重要意义。

熊谯乔介绍：“该墓地排列有序，朝向统一，显然经过精心规划，表明该区域是一处重要的公共墓地，对于深入研究成都平原古蜀先民的丧葬习俗、礼仪制度等具有重要意义。”

该聚落在西周时期为居住址，东周时期为墓地，这种历时性的变化，正是探讨聚落变迁及其背后动因的绝佳材料，对于分析和研究古蜀聚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范本。

据推测，犀园村遗址处在以宝墩遗址、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等为代表的早期蜀文化向以商业街船棺葬、新都马家木椁墓、双元村墓地等为代表的晚期蜀文化过渡的关键节点上。西周、春秋二叠层的发现意义重大，为建构和完善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提供了重要材料，有助于深入探讨十二桥文化、新一村文化间的演变关系。

“由于目前整理工作仍然在紧张进行中，当前的认识仅是初步的，随着后续发掘与整理，我们相信将不断取得新的发现与更深入的认识。”熊谯乔说。